通信產業的發展首先是一個產業發展問題。在我國探索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的歷史時期，通信產業同樣也是高技術企業和現代運營服務企業發展的問題。從產業到企業，政策的作用點和市場的控制方式構成了國家產業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基本內容。 

         自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特別是2011年美國爆發債務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發展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凱恩斯主義的破產對發展中國家來講，無疑增加了以政府投資保障經濟發展的信心，而快速抬頭的新自由經濟主義，不但在發達國家難以實施，對已經依賴于政府投資的中國來講，更是一個危險、困惑、無從入手和前景未卜的市場判斷。 

         凱恩斯主義的衰竭使中國這種政府大包大攬式投資的國家，在經歷30多年政府主導的改革之后，產生了一系列艱難問題。比如，對于中國的通信產業，政府與通信企業未來的關系究竟應該怎么演變，政府還有能力作為電信企業的投資主體嗎？在國際競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國通信業還能繼續維持“國有運營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嗎？在國有企業內部管理效率、投資效率、運營效率沒有公正的市場化考評的情況下，國家對電信運營商的監管能真正發揮作用嗎？ 

         對諸多宏觀經濟層面問題的判斷，以及對產業發展的趨勢性分析都已表明，我國電信業的發展再次進入一個調整期，而這次調整絕非簡單的公司重組、業務重組那么簡單。同樣，這次調整也不再是來自于上層的壓力，而是市場發展的階段性所驅。 

         2011年以來，谷歌以125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移動，微軟收購諾基亞，使全球電信業在顛覆式技術的競爭中，游戲規則被完全改變。3G、智能手機平臺、融合業務、從賣產品到賣服務，給中國的3G產業上了實實在在的一課。這使許多人不得不回過頭來從新考評中國3G的發展之路，考評擁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的坎坷之路，考評國家投資、企業投資、市場競爭、科研體制、競爭環境、投資手段等再也不可回避的問題。與國際電信市場相比，現在可以從高端技術的研發、市場推進、服務方式、投資人選擇四個方面看到我國的落后之處。面對國際電信業新一輪并構，我們自己的電信業究竟能否進行一次驚天地，泣鬼神的顛覆式創新嗎？ 

         一、中國電信運營業何以獲得創新的動力 

         全球電信業的再次重組，動力來自于顛覆式技術的應用和企業運營模式的創新壓力。比較而言，在管制體制不開放的情況下，中國電信運營企業的技術創新和運營模式創新似乎已無路可走，行業主管部門平衡各種利益的能力也黔驢技窮。有人把現在的三大電信運營企業與行政主管部門的關系比喻為鬼和神的關系，指出：神鬼本非同門人，焉道神為鬼敲門。看罷云飛彩龍舞，家鬼以何定煞神。 

         幾年前，我國的電信運營商面對3G，就開始竭盡全力地討論智能網問題，僅業內外高端研討會就舉辦了多次。我參加過幾次，在發言中曾潑了幾盆冷水。道理很簡單，在電信管制體制仍如老母雞護小雞的狀態下，競爭體系是不可能真正建立的，而沒有市場化的研發環境和責任人制度，國有電信運營商談創新，拓展新的應用技術（比如智能網）只能是紙上談兵。 

         當前，三大電信運營商表面看是在主動創新，而客觀上基本是被動地找出路；表面看是不創新就沒有發展，而具體看越不創新活得越踏實；表面看是上百、上千億的資金投到技術研發之中，而仔細分析則是拿國有資本做籌碼，買別人的技術和東施效顰地仿別人的商業模式；表面看三家公司用戶與業務競爭已白熱化，但拿出財務報告一看竟都是毫不吝嗇地拿國有資本砸市場容量，根本不顧及國家資本權益、股東權益。 

         運營商如此這般為事，根本原因在于資本是國家的，企業是國家的，決策是國家的，責任制也是國家壓下來的。中國的三大運營商在市場競爭中是實實在在的“五無”公司，無需要自己背責任，無需要掏自己兜里的錢，無需要主動背負發展使命。無需要擔心企業虧損破產的預期；無需要承擔與國際對手硬碰硬的壓力。手持10多億用戶，歇業租樓也能熬三年。 

         所有這一切，都是國家大包大攬留下的后遺癥。 

         中外企業發展的歷史經驗充分表明，創新的動力絕不可能來自于政府，只能來自企業自身。中國電信業的創新，成功的案例同樣來自企業內部，通信制造業中的華為是典型的案例，如果華為從創業第一天起就被政府包著裹著，華為可能至今仍是一個張嘴等奶吃的孩子。大唐移動本可以在競爭中獲得良好的發展機會，但政府插手太多、太深，誰都想在中國TD-SCDMA的發展中指手畫腳，一個小媳婦硬是讓無窮多的婆婆搞的迷失方向。大唐信威是中國無線通信技術創新的領先者，Mcwill無線傳輸系統當年曾領先WiFi，但最終不是四死在競爭市場，而是死在主管部門的行政干預之中。下一步我們可以看看聯通沃3G的結局是什么。依靠政府投資，依賴政府對壟斷的保護，未來三大電信運營商在創新領域能搞好智能通道就算對得起國家上千億的投入了，再癡人說夢，恐怕當競爭市場迫使虛擬網和轉售必須推出后，三大運營商真的要靠賣辦公大樓來發工資了。 

         現在回過頭看，特別是這次谷歌收購摩托，微軟收購諾基，我發現中國的電信運營市場還有許多事情要解決。一是公平市場如果不建立，對民營資本不有效開放，中國電信運營商早晚就是摩托和諾基的結局，即便國家保護它們，總有一天這塊壁壘也守不住；第二，在顛覆性技術層出不窮的競爭市場，中國三大運營商不是扶不起的阿斗，而是甘愿讓政府把自己當阿斗呵護的行政寄生蟲，所以，不可能主動創新；第三，不公平的競爭和要素市場紊亂的格局，完全有可能把華為、中興這樣的中國“科”字號企業拖垮、拖死；第四，目前在全部央企中，只有電信運營業還有打破壟斷的一絲希望，所以，改革的局部突破尤為重要。 

         因此，現在必須在以下方面實現突破。 

         第一，讓三大電信運營商溯本歸元，真正回到獨立企業的位置，將投資經營權全部交給運營商，而不是由相關部位盲目干預和無效指導。 

         第二，取消國家財政和主管部門對三大電信運營商的直接投資，運營商的投資與新業務的發展資金全部由金融機構信貸支持，或由運營商自主融資，徹底切斷電信運營商對國家投資的依賴，消除低效率、高成本使用國家專項投入的弊端。 

         第三，對于普遍服務類投資項目，由金融機構設置專項基金，國家予以信貸貼息。 

         第四，電信管理部門重新定位對電信運營商的考評標準，其一，重點考察運營商的高端技術投入和投資效果；第二，重點考評運營商在國際同行業中的綜合競爭能力；第三，重點考評運營商重大技術（比如智能網）的互聯互通、技術標準相互融合（比如蘋果智能手機在三大運營商機卡共用標準的談判和市場推廣）等。以法律標準替代過去的行政管理，以法律原則實施獨立監管的職能。 

         第五，國資委除了考評三大電信運營商業績指標外，必須要求運營商在上繳稅金的同時，每年向國家交納紅利，取消紅利返還，以紅利作為企業發展資金的做法。 

         總之，面對國際電信業的巨大變化，中國電信企業要在逆境中奮發圖強，一是要靠科技發展，二是要靠企業自主發展，三是擺脫政府保護，四是正視市場開放和新的競爭對手的進入，五是國家要加大開放力度，以法律管制替代行政管制。

二、獨立監管機構的建立，要首先剝離行政權與投資權

建立獨立監管機構是促進企業按市場競爭原則發展的基本條件。

關于建立獨立的電信監管機構，我國已經研究了10多年，但一直沒有進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研究電信監管的部門和機構始終是在從權利分配的角度出發探討監管的獨立性。試想，如果幾個利益部門在竭盡全力進行利益搶奪的時候，怎么可能產生獨立的監管機構呢？所以，這幾年搞獨立監管機構建設，是在建立路徑上出了錯。我建議，撤銷工業和信息化部，發改委和工信部合并為一個國務院直屬的經濟發展指導辦公室，將電信管理局完全獨立出來，電信管理局只負責行業門坎標準，取消按所有制等行政標準評估電信項目的老辦法，電信企業的投資審批從發改委、工信部剝離出來，項目是否上馬由金融機構，企業和行業法規決定。由此，失去審批權（間接投資審批權）的電信管理局就可以成為相對獨立的“以法為準”的監管機構了。這種建議看上去很理想化，其實很易操作，特別是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完全有突破的可能。 

         三、應對新的技術挑戰，中國需要統一技術標準 

         關于通信智能網和智能終端的協調發展，中國電信運營商再不歸位和自主發展，中國在通信高端領域將再無一席之地。 

         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中國電信都在發展蘋果智能手機，聯通去年靠貼補話費拼殺一年，股東的利益受損巨大，將大量營銷費用攤入成本，導致2010年虧損，本以為今年能轉好，結果進一步攤費用，今年業績可能更難看。中國移動做蘋果手機，把本應分給老百姓的分紅錢當作研發投資成本，結果移動蘋果卡與聯通卡不可共享，各有標準。中國電信同樣如此。各自為政。三家運營商，9億手機用戶，難道就不能以談判迫使蘋果為中國三家運營商制定統一或融合的制式標準嗎？這不是蘋果公司的問題，是中國三家運營商拿老百姓的分紅錢互相殘殺（國資委把企業上繳的分紅錢，返還企業作為發展基金）且不負擔任何責任的惡果。外國侵略者不需要飛機大跑，坐等中國國企自相殘殺，就足以完全奪取中國智能手機的天下。在智能手機領域，不是政府轉移支付，是運營商把百姓的錢轉移支付給了蘋果公司。再不改行嗎？ 

         四、通信業全面對民營企業開放是大勢所趨 

         關于民營企業進入電信業，決策部門必須放棄計劃經濟時代的傳統思想。關于壟斷型行業對民營經濟開放，出了兩個《36條》，結果全都變成“散溜跳”了。原因何在？就是我們的決策部門思想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在定政策時首先想的是“我能給民營企業什么？”而不是“我們能給中國的企業什么”。定政策的人事先已把民營和國有截然分開，所以再聰明的辦法也不可能把蛋糕分均勻。事實上，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除了投資主體不同外，國有和民營在市場中已沒有差別，在技術創新、市場競爭、治理結構、優勝劣汰、人才開發、博弈手段、國際化能力、抗御風險等方面，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的優勢更顯突出。從產業安全、經濟安全的角度看，民營經濟的社會責任（從多角度看）絕不比國企差。如果決策部門將民營與國企都視同中國企業的話，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在瞎花精力研究對民營開放問題。建一套標準法律、立一套公開監管規則、確定同等的稅收制度、實施一致的投資政策。中國的企業將會發生巨大變化。現在是改的時候了，我認為各種條件都已具備。 

         五、融合發展要靠市場的自生機制，政府干預將適得其反 

         國家要求“三網融合”和“兩化融合”本身就是偽命題。網絡的融合不是政府想怎樣就能怎樣的，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和融合的條件。政府投資再多資、給再多政策，市場不買帳，都是白費。所以，政府職能要歸位，不要直接干預市場的正常發展和演進，不要告訴我們“揠苗助長”不對的同時，自己用老吊車直接拔苗。